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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钰娟同志发言(2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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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1-09   访问量:0

各位老师好,很感谢会方能给我这次机会在会上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水稻与权利 环嵩山地区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的利用》

学界普遍认为,(威夷)时期该地区的农作物以粟为主体,水稻等很多种作物共同发展。但是个体间的实际差异和聚落间的农业结构显示出有区别。那么这种差异体现的究竟是不同的生活习惯还是身份等级之间的差别呢?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便以早期王权国家的法院之所,环嵩山地区的材料为切入点,探讨水稻消费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

以下为本文所涉及的主要遗址点及区域系统的调查项目。

为了方便行文,我们按这里主要时期分为龙山和二里头两大块,其中新砦期归为二里头时期。从绝对数量上看,打框的遗址点显示出水稻的出产的绝对数量高于黍,其中新砦和二里头地区的水稻的对数量甚至高于粟。

从出土概率来看,打框的这些地区,水稻主体概率大于黍小于粟,而加三角则表示稻的出土概率与粟相当,其中新砦龙山时期的水稻出土概率大于粟。

通过简单地比较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不同区域间对于水稻的利用存在一定的差别,为了更好探讨差别我们通过SDSS的相关分析来探讨。

龙山文化时期,在这一时期聚落面积与水稻的绝对数量在双尾检验后0.01层级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结合面积与每升土包含的粟,平均每升土包含水稻与平均每升土包含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山时期面积越大的遗址对于水稻的消费偏好越大,对于粟的偏好则越小。

二里头文化时期,水稻的基数参数与面积之间的管线呈现更强大的相关性关系,这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水稻向大聚落聚集的现象更加明显。

据系统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也同样显示了同样情况,综上所述,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看,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水稻利用与遗址规模产生关联,至二里头时期这种关联性增强。在大遗址中粟的优势地位并不明显,占比不如水稻,但在小型遗址中,两者占比恰恰相反,多重证据表明,聚落等级上来看,水稻的利用集中于高等级的聚落。

为什么不同等级的聚落对于水稻消费存在不一样的偏好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水稻的消费形式来看,但这一时期,从材料中得到的水稻消费形式较为宏观,因此我们可以从适当地通过相邻遗址以及后世的文献材料的运用来探讨这一时期微观层面的水稻消费形式。

先秦文献中,水稻似乎天生便与本集存在关联,常常被用于指代基本的饭食。《周礼》中对于稻这一珍稀资源也延伸出稻人这一专属专职掌控,供其调配的职官人数在地官中也是相当可观。而其中对于水稻的使用方式也非常多样,比如这一条文献便可看成三种方式,包括熬稻米用江稻粉和黍米粉和在米里以及与肉合煎的方式。

既然水稻作为一种珍惜资源受到上层社会的偏重,对于当时的礼仪社会来说,它是一种祭祀仪式是非常可以理解。在文献中可以作为干板使用以及以稻作为酒礼祭祀的现象,它也参与到丧葬仪式的重要环节。王室贵族对于水稻的偏好也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水稻作为一种贡品来征收,最后一条便体现这样的现象,而这种征收也会反过来导致诸侯对于水稻的偏好。

平民对于稻的利用,水稻可以作为酒礼进行酿酒,《诗经》中对于水稻作为酒的使用主体主要为老人,农夫只有在蜡祭方可饮用。《韩非子》中记载水稻其他的消费形式,比如说平民将水稻与粟共同掺合熬粥食用。但是这种食用方式相比贵族食用的干饭和稻饼之类,其食用量非常之小。同时文献中也有见到“小儿以稀粥补养之”的例子,这便与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两岁婴幼儿的同位素样本和碳酸含量远少于普通水形成对应。

综上,水稻在先秦时期很可能作为贵族的日常食物,也常用于酿酒,参与到贵族生丧仪式的重要环节;平民则偶用于粥食,也可少量酿酒,此外,亦可在照顾老幼时作为易消化的精粮使用。

通过上述分析,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稻的利用都存在一定的利用,那么对稻聚落等级层面来看,不同规模的聚落对于水稻有一定程度的消费,这些水稻从何而来?如果是自产自销,这便与聚落跟水稻的生产能力有关。于是,我们便可以利用一些古今变化不大的因素,例如,坡度、光照、土壤肥力、河流状况等等作为参数来判断水稻适宜的种植范围。通过刚刚的图可以看出,二里头、新砦和瓦店这三个遗址都属于水稻生产的适宜范围,同时也发现有大量的水稻,他们的水田杂草的绝对数量要远低于旱田杂草。同时(陈窑)、王城岗、古城寨4个遗址也处于水稻的适宜生长区域。与刚刚三个遗址不一样,他们出土的水稻数量非常少,有的甚至没有,这边产生了三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大型遗址中水稻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与粟相差不大,有些遗址占比甚至可能略多于粟黍,但水田杂草数量远低于旱田杂草。

第二个矛盾是部分面积较小的遗址处于适宜水稻生产区,遗址中也发现有水田杂草,但水稻种子数量甚至低于水田杂草数量,例如东赵遗址。

第三个矛盾是部分遗址稻生产条件似不如其他遗址条件那么优越。

但从其浮选材料来看,第一个矛盾可能是由于这些大型遗址中的水田受到更好的照顾,也有可能其中有部分的水稻来源于其他聚落。第二个矛盾,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东诏遗址所生活的人对于水田的照顾不佳,但是东赵遗址水田杂草的出土概率和瓦店基本相同,很难理解为什么东赵遗址收割水田杂草而不会进行别的。再加上东赵遗址出土有大型的仓储区域,其出土的石器和棒器也都与生产工具为主。因此很有可能是新砦、二里头时期重要的文物基地,其中生产的谷物包括水稻。针对第三个矛盾,花地嘴遗址是新砦时期等级较高的聚落,但是其中出土的水稻虽然很多,可是其中的出土的稻谷却没有一粒。再结合合其出土的石刀分析可知,其遗址主体并没有进行稻类的加工,所以其中的水稻是由于其他聚落的供给。

综上所述,可知大部分大型聚落周边地区均有较强的水稻生产能力,其部分水稻来源应属于就地生产供给。一些小型遗址所处区域也适宜水稻生产,基本可以满足自产自用,同时可能将一定量的水稻供奉给更高等级的聚落。

下面就做一些小的总结。

结合上文对水稻遗存与传世文献材料的分析,可以推定,水稻在环嵩山地区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一种较为高等的食物,高等级遗址中对水稻的利用较多,低等级遗址则对水稻的利用较少。水稻常用于酿酒、贵族祭祀与食用、普通民众日常的少量食用以及照顾老幼。环嵩山之外的河南其他地区虽浮选材料较少,但就西金城、平粮台、郝家台遗址浮选材料看,也符合上述情况。

至早商文化时期,郑州商城的浮选材料显示在郑州商城宫城内发现水稻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至早商时期,二里头遗址的水稻出土量变得极低,很有可能是由于政权交替、二里头的都邑性地位不存所致。小双桥遗址来自高等级台基建筑附近的浮选材料也显示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低于粟、麦而高于黍 。偃师商城宫城内侧的祭祀坑内亦浮选有大量的稻谷籽粒。

晚商文化时期,商王朝政治重心已经转移至豫北地区,但与上述浮选结果产生鲜明对比的是,采自大司空普通居邑与刘家庄北地、新安庄手工业作坊区的浮选样本显示:三处发现有大量的粟而仅有三粒水稻。水稻数量悬殊对比的背后可能暗示了商代权贵阶层对水稻的资源的掌控。

到了周代,周人重食的风尚体现在水稻烹煮方式的多样化上,并在官职体系中出现专掌水稻种植供给的稻人。水稻参与到周代贵族生丧仪式的重要环节,其象征意义甚至引起权贵阶层不计成本的追逐。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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